关于《大地之歌》那两首唐诗的难题

关于《大地之歌》那两首唐诗的难题廖辅叔
十多年前我曾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过一篇关于《大地之歌》的广播稿。除了李白、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原诗找了出来之外, 第二和第三乐章的歌词已经说明查不到原诗。最近《大地之歌》中那两首唐诗的问题在报上公开提出来了, 我为此重新把旧稿翻了出来, 发现其中夹有一张抄上钱起《效古秋夜长》的纸片。什么时候找出来的, 已经记不起来了。把它同德译本比较起来, 觉得过于空泛, 所以不敢轻下断语。只是把它夹在原稿里, 准备有朝一日当作补订的参考。现在上海音乐学院老教授钱仁康发表文章《试解〈大地之歌〉中两首唐诗的疑案》①及总参离休同志任一平、陆震纶的文章《确证马勒〈大地之歌〉第二乐章〈寒秋孤影〉源于钱起〈效古秋夜长〉》②都认为第二乐章的歌词是钱起的作品, 特别是任、陆两同志的文章找到比戈谢《玉书》更早的圣丹尼斯的译本, 书中载有这首《效古秋夜长》的作者是白纸黑字写作钱起。戈谢书中标明该书的作者是张籍, 那是明显的错误。可以说, 《大地之歌》第二乐章歌词的来源问题是有了明确的答案了。至于第三乐章《青春》是怎么回事呢?我在当初的广播稿里根据德译《瓷亭》的考虑, 认为亭一般是有顶无墙、四面通风的, 它同瓷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想陶瓷的瓷也许指的是琉璃瓦, 但是从李白的诗作里又找不到与琉璃瓦有关内容的篇章, 只好作为悬案。现在钱仁康的文章却从陶瓷亭子找到了李白的诗篇《宴陶家亭子》。钱先生是我平生钦佩的老朋友, 他读书常有妙悟。这陶亭的发现就是有趣的实例。外国人对中文的理解有时往往会望文生义, 例如元稹《行宫》的后两句“白头宫女在, 闲坐说玄宗”, 就有人译为老宫女闲着没事, 坐在那里谈论玄妙的宗教。这无疑是对唐明皇李隆基的庙号玄宗的误解。又如《陌上桑》诗中“头上倭堕髻”, 本来是指一种歪在头上的一侧、似堕非堕的发髻 (一说是说发髻斜覆在前额上) , 但是英译却写作日本型的发髻。有人甚至于说诸葛亮不单是政治家、军事家, 他还是音乐家, 他在作官之前还对管乐器进行比较研究。这是从“孔明自比管乐”这句话派生出来的推论。他不知道管乐是管仲和乐毅两个人物的姓氏。所以陶家亭子译为陶瓷亭子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李白原诗《宴陶家亭子》里面包含的重点的物事如“高门大士家”、“林吐破颜花”以及“若闻弦管妙”等等在译诗里都不见了, 却凭空冒出一座虎背样的拱桥。所以说《青春》的原诗是李白的《宴陶家亭子》似乎说服力还不够, 只能备此一说。考虑到贝特格的德译是从法国戈谢的译诗集《玉书》转译过来的, 也许法文原译可以提供若干有用的线索。于是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的温永红女士把戈谢的法译译为中文。法译只有四节, 德译竟发展成七节。但内容差别不大。于是转念一想, 法文Payillon这个字除了亭子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意义呢。找到法语字典一查, 还有天盖床、帐篷等等的意思, 可是带着这样的含义又翻检李白的诗集, 仍然找不到有关的作品。这可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还有什么办法呢?正巧我读到我国驻法大使馆为《大地之歌》歌词问题致李副总理办公室的一封信。信里面提到《大地之歌》的歌词, 其中第一、第四、第五、第六四个乐章的唐诗都和我们所说的一样。第二乐章的原诗据说是“李白诗《古风》第26首及《长相思》部分诗句的组合”。第三乐章的原作则是李白的《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孰 (应为熟) 亭序》。经查, 信中所举第二乐章的原诗与译诗经过对比, 觉得过分牵强, 而且钱起的《效古秋夜长》已经得到确认, 可以不必再去研究。至于李白的那篇序却值得查对一番。序文的开头一段是这样的:“通驿公馆南有水亭焉。四甍军羽飞, 绝浦屿。盖有前邑令河东薛公栋而宇之, 今宰陇西李公明化, 开务成务, 又横其梁而阁之。昼鸣闲琴, 夕酌清月, 盖为接车酋轩、祖远客之佳境也。制置已久, 莫知何名, 司马武公长材博古, 独映方外, 因据胡床, 岸帻啸咏, 而谓长史李公及诸公曰:此亭跨姑熟之水, 可称为‘姑熟亭’焉。”我们现在就拿《瓷亭》的译文同李白的这段文章对比一下, 看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相通之处。《瓷亭》的译文是这样的:小池的中心有一座青瓷和白瓷构筑的亭子。一条白玉的小桥像虎背一样拱着通向那座小亭。朋友们聚集在小屋里衣裳楚楚, 喝酒, 聊天,有些人即席题诗。他们丝绸的衣袖向后倒卷, 他们的便帽愉快地滑到了脑后。在小池静静的水面上一切都落入神奇的倒影。在那青瓷和白瓷构成的凉亭里面一切都颠三倒四。小桥像是一弯新月拱背向着水底。朋友们衣裳楚楚, 喝酒, 聊天。序文一开头点出“水亭”, 译诗的小池可以说有了着落。“四甍军羽飞”, 是说屋檐彩瓦四角延伸, 也许正是瓷亭这个译名之所以为瓷。从“栋而宇之”到“梁而阁之”, 是说从简陋的建筑物扩建为层楼叠阁。“横其梁”的原意是架起负重的栋梁。但是托名“功李赠答”的古诗“携手上河梁, 游子暮何之”是家喻户晓的名句。河梁者, 桥也。译者会不会把栋梁的梁误解为桥梁的梁呢?根据过去洋人译汉诗的经验, 这一类的误解并不是个别的。这样一来, 给梁字再加一加工不就是虎背样的拱桥了吗?主人与长史李公及诸公的谈话与译诗中的朋友们相应, 译诗的“便帽愉快地滑到了脑后”啦, 写诗啦, 自然可以说是从原文“岸帻啸咏”生发出来的。凡此种种似比《宴陶家亭子》更有可能是译诗的底本。遗憾是大使馆的信没有写明那位指点迷津的先生是何方人氏, 一时无从请教, 只好由我按图索骥, 找到李白的原作做一次文抄公, 并擅自加以臆测。能不能也备为一说呢?关于《大地之歌》的评价, 总的来说, 都认为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有人甚至认为是马勒生平的第一部大作。但是在作品的思想上却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一开头的“悲来乎”已经给整部作品定了调子。它的卒章《告别》, 乐谱开宗明义就注明“沉重”, 音乐进行中使人感到非常之压抑。第一部分等候中的朋友总不见来, 心情渐渐地变为急迫, 终于唱出了孟浩然原诗中没有而是外加进去的“美啊!永恒的柔情——生命的——沉醉的世界”。这是一个高潮, 高潮过后, 转入开头的沉重的情调, 断断续续的悠长的锣声, 点出了阴沉的丧葬进行曲, 笼罩在低音C上面是一片荒凉的空虚。另一派则说, 《告别》的确是伤心的, 但是正是这一乐章体现了马勒的矛盾思想的统一。马勒理解的死亡是“有生必有死”的死亡, 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的死亡。个人死了, 世界却是永存的。“可爱的大地到处是春花烂漫, 草木再发青!极目远望, 到处是蔚蓝的闪亮!永远……永远……”。结尾那一阵悠长的合奏也是从小调转为大调, 来宣告“告别”的结束。这种对生命的肯定难道还有疑义吗?我以为这后一种说法是有道理的。这也许可以从他的生平经历中得到解释。马勒的父亲原先是一个运货马车的车把式, 后来自己开了一个烧酒作坊。1860年马勒出生的时候, 他家的窗户还装不起玻璃。他是多亏他的老师看中了他的音乐天赋, 替他交付一半的学费, 才能上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的。他经历过生活的苦难, 也有改变这种生活的要求。1905年, 当他看到维也纳工人为了争取普选权带头举行示威游行的时候, 他立刻加入示威的行列, 意气昂扬, 高呼口号。游行过后, 他对人说, 他现在明白, 他应该为什么人创作。事实上他说过这句话之后, 一直在大西洋两岸忙来忙去, 并没有腾出手来为工人写过什么作品。不过在九十多年前, 他有这样的认识, 说出这样一句话, 总算是难能可贵的了吧。注释1《音乐爱好者》1999年第5期。1999年10月15日出版。21999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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